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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就是把自己置身荒野

有时候仔细端详汉字,不得不折服于老祖宗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洞察力,据说汉字也是世界文字中信息蕴涵最大的文字。“困”和“囚”,大家都认识这连两字,祖先们用图案告诉我们,如果把有生命的东西围堵起来,那就是困境,那就是桎梏。

当我们被人所困,被人所囚时,我们知道那是对我们生命力的限制,知道去奋力摆脱或逃离。可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已处于被关闭状态,或不知不觉地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的话,我们还会意识到去摆脱和逃离吗?

好企业家的共同点

开放改革,这我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要因,即便现在,我们仍在享受着经济开放带来的红利,并期待通过改革来消除沉疴,深挖潜力。国家社会是这样,企业个人更是如此。

我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改革开放时首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走在开放最前线的人们。他们或者是村里最开放的人,或者是研究所和大学里最开放的人,甚至机关里最开放的人。他们的才华和努力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因素,但这不是决定因素。他们成功的关键是率先自己走进了开放的环境,率先解放了自己。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80年代作为讲师就去了趟深圳,受到巨大冲击,回到辽宁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胆的创业活动。如果没有在深圳这块开放土地上的触发,刘积仁教学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有现在的东软集团。

假如李彦宏不去美国学习、工作,同样是他,他能够创立百度并把它做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假如马云不是学英文的,他不去纽约,也不接受软银孙正义的投资,阿里巴巴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假如华为不去闯荡国际市场,假如联想没有并购IBM的电脑业务……没有开放的环境就没有企业家的成功,这是事实。然而,开放的环境并不保证企业家的成功,只有企业家自己开放了自己,才最容易成功。

如今,那些曾经很成功企业家朋友们里,也有很多人碰到了发展瓶颈,销售额徘徊不前,盈利甚微,甚至赔钱。他们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热化,有的是因为人工费激增,有的则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但也有些今天事业仍在蒸蒸日上的企业家朋友,他们不是没有遇到问题,但他们在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而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两类企业家有什么不同?我可以透露一个简单的秘密:那就是企业的开放程度。前者的经营仍然掌控在创业时的功臣手中,后者在不断地更新血液。前者仍然死守传统市场,后者已经进军相关市场。前者还在和官员们感情勾兑,需求政府的支持和庇护,后者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屡败屡战,或尝试收购,壮大商业版图。

开放并不只意味“走出去”

一说开放,人们就自然想到对外开放,甚至“抱团国际化”,实际上这是那些走进困境的企业的误解。他们明明把自己关进了胡同,却不知道自己被自己所困。

我有个朋友做电子产品曾经很成功,一度是中国消费电子行业领军人物,他更是主张国际化的代表人物,品牌知名度也很高。但是,他的公司内部一点也不开放。职员们不知道公司的财务情况,不知道股东的情况,甚至不知道整体销售情况。职员们只知道他们的CEO在外面非常有名,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吞噬前言,突然变卦。

另一个著名企业家朋友至今还在重用作坊时的老部下,尽管公司已经上市,但是他听不进去新来的干部的意见。我在他上市伊始时曾劝他注意不要过度依靠硬件业务、股票估值过高等问题,却被他当场拒绝说这些建议“等于在害他”。如今,该公司的股价已经是当时的数分之一,业务也已进入长长的瓶颈。

但是这位朋友不是不知道国外,也不是不去国外,但他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牢房里,原地踏步。在他最春风得意之时,他曾扬言要打倒同行的世界领军企业,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豪言壮语,恐怕最难为情的应该是他自己了。

 “乐天”是日本最成功的电商,其创始人三谷木是日本的风云人物,这几天正和软银的孙正义交锋。三谷木是一个一直主张国际化和开放的企业家,但是我对他的开放却不敢赞同。因为他是经常是在做戏给日本国内的人看,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开放。

本来这个企业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企业,在东京品川区的总部里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土著日本人。三谷木为了体现他的企业的国际化,他偏偏要日本职员在公司里说英语。这就苦了那些英语发音糟糕的日本职员们,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为了写一个联络邮件,他们往往一边翻字典,一边念叨,300字的邮件要花上一个小时。

尽管有中国巨擘百度的提携,但乐天在中国的电商业务前年就关门了,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是因为管理上的颟顸导致的绝望。后来听说三谷木要转移战场去巴西,但我敢保证他一定不会成功。因为三谷木把外语和并购误解为国际化,他自己却不愿到第一线去听取市场的声音,接受当地第一线人员的建议。这种貌似开放实为闭关自守的精神,就像清末的洋务运动,不是本质上的开放,而只是表面上的开放。

很多中国人也走出去了,但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积久的恶习带到哪里,或铺张浪费炫耀多金,或随地扔垃圾吐痰大声说话,但这并非病根,不和当地人交往才是最大的弊端。因为出去本身就不是目的,理解、交流和融汇才是真正的目的。

摆在神坛的石猫

上个世纪的开放年代里,能够抓住机会的人毕竟是少数,经历一番番的大浪淘沙,他们成了今天的成功者。日本是一个在经济上早已开放了的社会,但是真正能够开放的企业家,真正能够在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家至今也是少数。

中国企业家过去能够成功的是,今后能够成功的还是同样一种人,他们永远是能够开放思考,主动前去拥抱陌生的人群。问题是,很多企业家能够做到一时的开放,却做不到持续的开放。或者说他们在一度成功,取得即得利益后,又自己关闭起来,但他们对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的现实却浑然不知。因为成功一定会让人闭门自守,除非有方法打破成功的桎梏。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某神父领养了一只野猫,在他祈祷的时候,那只猫一直坐在他的背后恭候。后来那位神父去世,新的神父继续饲养那只猫,那只猫也会同样地在祈祷时恭候新的主人。后来,猫老死了,神父伤感怀念,就为它刻了个石雕,放在祈祷时猫在的那个位置。后来这个神父也去世了,从别的教堂里又来了一个神父,他觉得那个石猫摆在身后碍事儿,就顺手把它放到了神坛上。

几十年过去了,神父换一任又换一任,没有人再去动那只石猫,因为它在神坛上,人们渐渐把它看成是神圣的了。

成功就是者样,会在不知不觉之中供养众多的本来没有很多意义的东西。人们之所以视它为神圣,不是因为理解了它的伟大,而是它被放在神坛上,那个神坛就叫成功。那只猫也不愿坐在神坛上,它愿意坐在主人身后,但是没有人倾听石猫的诉说。

恐惧和危机往往是开放的动力

开放带来的并非只有福音,也会带来新的挑战,这也是企业家们很难真心开放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企业家身边的老干部或者依靠老板的信任居要位者,绝大部分是不赞成人才开放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位置也许会受到威胁,他得到的宠爱也许不再会继续。上了年纪的人大都知晓文革红人谢静宜的故事,谢静宜曾任毛泽东机要员,27岁的时候,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她居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她30多岁就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甚至列席政治局会议,当然其政绩表现更是荒唐闹剧。实际上,一些民营企业中,老板身边不乏这样的亲信,这些人大多是企业开放中或明或暗的阻力。

中国在加入WTO时,要不是中国领导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站在为民族和国家整体考虑的高度上,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决断。因为很多产业会受到冲击,很多既得利益者会出来抵抗,再加上每次真正的开放都是历史首创,决策人不免会对其负面影响瞻前顾后。

但是,不接受小的牺牲,不接受暂时的痛苦,我国就会面临重大的牺牲,忍受长期的痛苦。现在返过头来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最大的原因都来自勇敢的开放,每当我国处于改革瓶颈时,都有一个重大的开放引擎重新启动,把我国的经济之舟推向大洋。

日本经济在实现腾飞后,经历了谁都没有预想到的20年的失落,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过多。我和很多经商界人士一直在批评日本政府过于保守,应该推进中日韩FTA、东盟FTA以及加入TPP。

因为很多企业和个人处于封闭的经济体系之中,他们受到保护,可以垄断日本市场,不愿走出去,更不愿让别人走进来。而这些产业,正是从经济和思想上拖累日本经济的主力军。

媒体批评他们守旧,他们可以收买媒体,而且有自己的媒体,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在冠冕堂皇的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幌子下,他们养尊处优,名利双收。但是,整体日本经济却在他们的蛀虫行为下每况愈下。

纵观这些和国际不接轨的封闭企业,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不是没有人才,不是没有资金,更不是没有知识,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国际公平竞争,没有内外的压力。

现在日本右派大谈参加TPP是为了和美国联盟对付中国,也许有人真的这样理解。但是,这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中国的威胁,吓唬日本老百姓,让他们接受TPP,是安倍政权的政治手腕。

日本是一个非常守旧的社会,只有通过强烈的来自外部的恐惧和危机,才能达到开放的共识,日本人称其为“外压”。日本第一次的外压是美国战舰登陆横须贺,并且日本人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惨状,不得不开放。第二次是被美国占领后失去主权,不得不开放。但每次开放,日本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失去了20年后,日本正在寻求第三次外部威胁来帮助他们改革,我想这也是安倍一伙愿意强调炒作中国威胁的根本所在。

野狼为什么永远强健

到动物园去看看狼吧,哪里还有个狼的样子呢?它们吃的不坏,睡得不坏,有病了还能看医生。他们不强壮,不威武,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它们被关起来了,被“困”,被“囚”。

中国人向来不缺开拓创新精神,但就是怕被关。清末是一个反面的验证,改革开放是一个正面的验证。到世界各地走走,除了中国本土外,我没有见过有中国人行乞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些不识字的人,只带走了一条命,也许开始他们都活的很艰辛,但他们都活的有滋有味,而且大都一代好于一代。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一直在提高,纳税额不断在增加,对雇用的贡献也越来越高。可是,那些得天独厚的国企,虽然垄断着很多领域,但其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却低得可怜,如果除去国家给他们的特别政策和融资,它们能够公平地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可怜。和日本的那些被保护起来的企业一样,他们不是没有人才,不是没有资金,更不是没有知识,他们只是没有开放。

那些占据国家资源,却不肯开放的特殊企业们,会说出和日本守旧派一样的措辞:我们是国家利益的守护神,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开放了就会失去一个民族产业,甚至给社会带来隐患。

在这篇文章就要结束时,我还要重新强调,开放并不是简单地意味对外开放。开放的本质是接受公平竞争,接受和陌生的遭遇,开放必须首先是思想的开放,必须首先对内开放。利用爱国拒绝公平竞争才是不爱国的行为,不发展、不纳税的企业没有资格谈爱国。

如果开放能够让中国灭亡的话,那中国早就灭亡了。而事实恰恰证明,越是开放的时代,越是接受陌生的时代,中国越是强大富有。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碰上了发展瓶颈,这实际上是件大好事。“发展瓶颈”是发展的结果,它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更意味着企业家必须走出自己的成功,自己开放自己,走到世界,走入陌生。

随着中国经济的粗放而高速的发展,很多企业家已经赚到了一大笔钱,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有了土地,更有数套房产和人脉关系。他们已经不愿意光脚走路,也不愿意走进陌生,甚至不愿意放下架子。

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在崛起,他们还没有穿鞋。更可喜的是,我们还有很多居功不傲的企业家,宗庆后先生不是今天还在一边消费50块钱,一边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吗?任正非不是把高科技产品买进先进国家之后,还在乘经济舱出差吗?

企业家就是要有野性,开放就是把自己置身荒野。

 
from《商界评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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