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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凑足做晚饭的材料,我老婆驱车走了好几个超市。先在日资便利店里买了奶酪,再去附近的菜市买新鲜蔬菜,然后去高档超市买些可放心的肉类,最后还要等快递把让预定了的鸡蛋和牛奶送来。路途不近也不远,可停车还是费了些周折。

 

我们小区的大妈大爷,要做几站公交,才能买到合适的菜。我想,如果他们到了走不动的时候,应该会离开这里吧,或是住进敬老院,或是到更方便的小区。连买个菜都如此不便,那么他们生病了又如何是好呢?我能想象得到他们去医院的艰辛,更对那人山人海的医院挂号以及爱理不理的医务人员望而生畏。其实我们小区并非偏远,而是位于北京亮马桥使馆区,里燕沙商场、四季酒店近在咫尺。即使这种被俗称“豪宅”的小区,生活起来也是诸多不便。

 

我不知道小区里有多少居民,但从未看到小区组织过什么文化活动,业主委员会或物业也不举行圣诞新年等各种节日庆祝活动。孩子们有时也在院子里自由地和小伙伴们玩耍,大人们仿佛都是暂住于此的路人,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这在国外的社区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坦言之,和国外相比,在中国城市生活非常不舒服,即使是首善之区的帝都,即使是在地价昂贵的市中心。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没有社区概念,各种服务也没有进入小区,即使有服务进入,也是些不规范的小贩游商,没有形成社会规模,没有现代化管理,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行政管控,处于违章违规状态。

 

没有社区化的小区

 

按理说社小区如此不便,应该为各种服务型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那为什么在中国就没人去做这些生意的呢?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所谓社区根本就不是社区,而只是小区,或者说是聚居地。

 

那么什么是社区呢?如果你去过上海附近的周庄,你就会体会到社区的意义。你如果去过日本东京的浅草,你也会体会到社区的意义。社区不只是集中建设的一片房子,也不是一区居民,而是一个社会,一个互相信任,互相交流,互相服务,和谐而又温馨的家园。

 

作为热门景点,周庄和浅草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平日里都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他们的社区凝聚力。他们知道邻居是谁,更知道互相照应。小区里有寺庙,也有其他公共设施,大家齐心协力维护寺庙等公共设施,更注意保存那个社区固有的文化。共同庆祝各种节日,定期举行居民活动,是社区文化的一大特征。

 

可是中国城市有几个小区里有这样的文化因素呢?住了几年都不知道邻居是谁,没有人出来一起清扫街道,没有人主持社区文化互动,更没有各类节日庆典。所有的管理都推给物业,居民委员会也是虚有其名,没有人愿意去参加公益活动。

 

按理说社区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社会区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居民的互信和交流。社区商业也必须围绕信任和信赖运行,如果想赚大钱,恐怕最好不要进社区经营,即使进了,也会事与愿违。

 

我不否认可以有大型连锁店甚至是星巴克、麦当劳进入了社区,但是,如果这些店铺能在社区存活下去的话,他首先要赢得的不是商业操作,而是对社区文化的理解,试图去成为社区的一员。对店员不要求俊男靓女,但最好不要太流动,最好能记住常客们的名字和喜好,如果知道每个孩子的家长是谁就更好了。

 

社区里的服务和街面上的服务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这种作业在商业上并不高效,但恰是社区服务的卖点,也是社区服务战胜其他服务,尤其是电商的唯一手段。因此,想赚大钱的人,千万不要瞄着社区服务这个空白,不适合你赚的钱最好还是不碰。

 

所以,在中国社区文化没有形成之前,最好不要赶风潮炒概念去碰什么社区商业,因为其前提还不是社区,而只是小区。

 

中国式小区是社区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高房价已被吐槽太多,成了这个星球的奇葩,但说实话,居民区的建设实在太不人性。首先,每个小区都被高墙围着,进出都需要刷卡,小区里不会有路过的行人和车辆。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里,也会有别有天地的小区横贯在那里,路人只能绕道而行,绝不被允许被放进小区去闲庭信步。如此一来,貌似安全,其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隔离,把自己弄得非常不方便。一是出去要饶很多路,二是拒绝了流动客户,使小区失去商业价值。不知有没有专业的机构评估过,这样做安全系数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我想这些围墙充其量也只是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而已。

 

美国、日本、欧洲等也有小区被围起来的,大都是高级住宅,而开发商也早已准备好了各种社区服务,居民们在购房时就知道有哪些服务。中国城市的所谓小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宿舍的遗物,当时根本没有现在这样的社区概念,在社区功能方面,大部分小区可能还没有蚁穴做得更好。去北京的郊区转转,发现一些经济适用房小区也被围墙封闭,甚至更高效到原本的郊区自然农村,也像模像样地搞个大铁门,整得和奥斯威辛一个样,那还有社区概念?这些围墙对社区化的发展显然是严重障碍,更重要得是其对居住在其内的居民的思想桎梏却有一个长期且深远的影响。

 

如果一个小区可以允许外面的人车通进出,这个小区的流动人口起码是原来的数倍,那么小区的很多一楼、二楼的房间都可以成为商用场所,只要服务商品和质量好,就会有人慕名而来,不光小区居民方便,店铺主人也不会以为小区的人口限制,而降低对经营他的要求。北京有着比东京还多的高楼大厦,但在东京小住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其生活的便利。

 

如果真的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没有必要把几个街区都围起来啊,这样的小区实际上根本不安全,从来没小偷被围墙挡在外边的。只是没有客户来,让小区越来越萧条不便,相比较开放可能导致的财物失窃,这笔帐还是合得来的。而把小区围起来的结果,反倒会降低小区的安全性。

 

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高级公寓应该是世界上最贵的住宅之一,每个的公寓门口都有门卫,既专业又礼貌。里面也许会有一个小院子,但绝不会把几条街封起来,搞成独立王国式的小区,这既妨害公共交通,同时降低对基础人员的检查力度。估计有司在评估北京交通拥堵原因时,也没有考虑到封闭小区的因素吧,这就是小区封闭对头脑固化的深远影响之一。

 

有人,尤其是习惯了北京小区的人可能会说孩子们的安全问题,这点我同意。但是,中国的小区,有几个可以放心让孩子们自己去玩耍的呢,还不是都有大人去陪着?如果这样,那么不如把小区的围墙拆掉,在小区里建立有围墙的安全小公园,派一两个保安去守护不是更合理吗?

 

中国年轻人不屑社区商业

去国外各地旅行时,我最大兴致之一就是去当地人开办的店铺用餐和购物。这些店铺都不大,但却极有个性,反映出主人的匠心。但是北京小区里很少有名店,街面上也不多。中国的饭店经常是一个店面里就摆上上百个座位,显示出要将客人一网打尽的“雄心壮志”。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却是,一大片的椅子中只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客人,稍过段时间再去,甚至会发现菜单和店名不知什么时候都变了。

 

中国的社区里很少有名店,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那是因为开店的人过于商业化,没有尊重社区文化,没有和社区融为一体。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教育的错误诱导,很多年轻人都急于成功。他们所想象的成功,往往是往往是李玉柱式传奇,马云式的盛名,规模大,名声大,金额大。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理想,自以为的属于自己的理想,其实都是给别人看的,让别人羡慕的。这些年轻人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别人而工作,他们只为别人的“羡慕”而工作。中国的教育,估计是这个星球上自二战以来成本花费最大而结果最令人遗憾的事了吧。

 

在比价发达的国家里,我们能看到很多年轻人就为自己的一个小店铺倾注全部心血,让社区的每个人感到高兴,每天能看到熟人满足,这些年轻人就会感到充足,感到幸福。他们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也不需要别人的羡慕,他们只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让熟人高兴,喜欢和他们共享快乐时光。

 

中国大学生失业者比比皆是,按照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想在一个社区里开一个面包店,一个洗衣店,一个诊所,按理说对他们都非难事,不需要风险投资,甚至不需要父母资助,只要有热心,你可以从一个个人服务开始,取得了居民的信任之后,再根据不同的需求扩大业务。这时候需要的唯一投资就是时间和忍耐,按理说年轻人不缺这些。可是偏偏现在的中国青年就缺少这个,这是中国社区服务上不来的一个人员因素,那些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扎进社区的年轻人越多,社区服务就越差。

 

 

老龄化对社区提出新要求

 

最近十年,日本东京附近出现很多“鬼城”,和中国不同的是,那里不是新建无人居住的鬼城,而是曾经熙熙攘攘过的小区。这些小区都离东京市中心较远,因为价格容易接受,成为打工族的首选。那是他们还年富力强,不在乎每天坐车三四小时往返于公司和家之间。可是,如今当这些打工族都年事已高,而孩子们也都离家而去,他们越来越觉得小区不方便,不得不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让一个诺大的小区变成了鬼城。

 

最大的原因是这种远离市区的小区不方便去医院,很多老人都老病缠身,去看医生几乎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有了紧急情况时,离医院远的问题几乎是致命的。其次是生活不方便问题。年轻时驾车去大型商场购物,几乎是打工族家庭的一个小小的旅行,孩子们高兴,大人也能放松。可是,老人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早已不认为驾车购物是一种享乐。

 

他们跟愿意把门口的超市或便利店当做自己的储物室和冰箱,需要时徒步10分钟便能解决问题。越是老人越是愿意在繁华的地方滞留,看看人群和车流,在茶店或咖啡厅坐坐。即使他们想和朋友聚聚,也不会开车前往,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铁或大巴,而一个鬼城是不可能随便有地铁和穿梭大巴的。

 

其实这些变化已经悄悄在中国的大城市发生,因此我们不难解释为什么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的房价跌不下来。越是老龄化,市中心的社区越是受欢迎,这个倾向在老龄化已成现实的东京非常明显。最近十年东京的人口一直在从周边向市中心集中。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的改造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人们都很年轻,大都不关注老后问题,比如洗手间里没有老人扶手,店铺门口没有轮椅滑坡,十字路口的设计是否合理,几十米宽的路口,一个信号的时间老人根本就走不过去。等等。

 

结语

母亲经常告诉我她小时候的快乐。尽管旧时的中国很贫穷,但是庙会和传统节日会给孩子和大人们带来希望。人们之所以觉得幸福,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互相关心,互相牵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住宅是以单位或集体而建的,尽管没有了中国传统社会联络方式,却有单位上的联系,毕竟也算一种社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小区早已走出了单位的范畴,成了流动性商品。小区里既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也没有了集体和单位的联系。小区成了精神的孤岛,成了不动产商品的集结地。那里的居民没有横向的联络,也没有共建社区文化的动力。在我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重建中国社区,找回人们在居住地安全感和从属感。

 

但有一点我是敢于下结论的,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对幸福感的缺乏,绝对与小区里没有社区文化这个事实有关。还有,中国城市交通堵塞,生活不便的现实,绝对与被围墙封闭了小区有关。居民间没有横向联络的住宅,去要用一个围墙围在一起,导致交通堵塞,导致社区服务受阻,你不觉得愚蠢可笑吗?是啊,我们一直生活在围城中,用围城的脑袋去设计围城的都市,居住在围城的小区,还有密密的防盗门和防盗窗,以及更密的心理防线。

 

该是我们试着把小区变为社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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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洲

宋文洲

156篇文章 4年前更新

宋文洲,1963年生,山东威海人,是第一个在日本创业上市中国企业家。日本软脑集团创始人。1985年作为国费留学生赴日留学,1991年北海道大学博士课程修了。28岁创建软脑株式会社,2000年实现公司在东证创业板的上市,开创来日外国人创办企业在日上市的先例,软脑集团于2005年东证一部上市。现活跃于中日管理、经济评论界,被称为在日本最知名的中国人。尤其在销售管理、营销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和实用的方法。soubunsh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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