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改变了社会，还是社会改变了人?是人在统治国家，还是制度在统治国家?是人才决定企业命运，还是企业造就人才?

这些问题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伪命题。但是，只要是一个有社会经历的人，都会时而碰到类似的问题，那就是人在国家、历史和企业中的作用。

“人”决定时代的命运

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崩溃，当时的人们解释那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而前苏联分解为很多国家，俄罗斯完全实行资本主义之后，其经济发展也远远赶不上中国。并且，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几十年对体制进行了巨大的改革，但是显然其中的经济成就不是来自社会制度的变革，起码领先的不是制度改革。

那么，是什么让中国马上就能启动市场经济的机器呢?通过和前苏联相比，我们就可明确地感觉到，是人。我这里说的人，不是人种的人，也不是文化的人，而是经济的人。

邓小平家庭殷实，年轻时曾到法国留学，实际上他一直对自由经济有着较深的感受。1976年他复出时，他通过自己的直觉知道怎样才能让经济这个巨大的机器运转起来。

不光是邓小平，中国那时45岁以上的人，都对市场经济有生活体验;55岁以上的人，都在市场经济里养活过自己和家人。无论把计划经济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人们都只是闭口不言而已。尤其是经过了20多年的社会实践，经历过自由经济的人已经对计划经济没有任何幻想，整个社会就像一堆干柴，就等邓小平扔下一支擦着的火柴。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中国的体制还没有进行大幅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就早早地走进了自由经济的深水区。这绝对不是社会改革本身的力量，而是中国民众，以及他们的领导人自身储备的市场经济因素爆发出来了而已。连他们自己，都发现僵化的体制和自己不自觉的行为之间的扭曲和冲突。面对那些矛盾，很多人提出疑问，但是邓小平只用两句话就将他们挡了回去，那就是“白猫黑猫”和“摸石头过河”。

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说那句话不负责任，现在我们不应该再摸石头过河了，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些人单纯。如果当时知道河底水深，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摸石头过河。如果现在不用摸石头过河，那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趟回去，走旧路就不用摸石头了。

中国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人。在那些还没有忘记自由经济体验的中国人死去之前，中国就开始了改革。还有一个大家都容易忘记的理由，那就是大量的华侨和华人的作用。

港澳台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储备着大量的生意人和企业家，他们根本就没有计划经济的体验，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在世界经济里的自由竞争。当中国大陆向他们打开大门时，他们就首先找到了广大的生意处女地，投资给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也给中国带来了最新的商业信息、经营模型和国际市场。

他们看起来是投资家，其实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先导，是最可靠的老师。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元气，在那之后又不断地走向进步，不是别的，都是中国人的问题。

“人”决定企业盛衰

是人创造了企业，还是企业培养了人?在日本这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我自己从来不认为是企业培养了人，而是认为人从所处的环境里吸收营养，自己培养了自己。

很多企业家喜欢讲究企业文化，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谓的企业文化，实际上一直是受企业领导人的影响。越是有领导力的企业家，越是强有力地支配企业文化，严重时企业文化几乎成了企业家嗜好的代名词。很多企业家希望把职员熏陶成自己的粉丝，以利于指挥时更顺手，发出的号令更容易迅速地得到实施。

但是，真正伟大的企业不在乎培养职员，他们只是给职员，尤其是有能力的职员提供一个创造价值的平台，这个平台别的地方没有，职员们愿意到这个平台上发挥。很多还没有阅历的职员愿意来到这里结识高手、开阔眼界，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是企业培养了人才，我们只能说是人才自己培养了自己。

企业不是教育单位，它们没有向职员收取培养费，企业的培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培训比不培训更容易盈利。企业的培训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盈利。像索尼等很多著名的日本企业之所以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技术，也不是他们不注意企业文化，而是相反。他们过度地强调自己的技术，过度地强调企业文化，这样就造成了只有自己的企业才可以得到评价的技术，只有自己的企业才能够流通人才。

这种与世隔绝的人才，实际上是一种浪费。有日本企业家向我吹嘘他的企业是人才的宝库，我笑着对他说：“您的企业确实人才济济，但不是人才的宝库，而是人才的仓库。”

企业要想有活力，绝对是要不断吸引新鲜人才，我说的新鲜人才不仅仅是高端人才。所谓高端人才实际上其内涵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如果一个企业太注重自己培养人才，或太过多地强调自己的企业文化，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一般会导致企业的老化和保守。

企业能否像雨后春笋般涌现，能否像森林般重生，关键是人，而不是企业本身。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这个意思，重要的不是长出地面的草，而是正在土里的根。企业是草，人是根，草可以被随时烧掉，但只要有根，它就会得到重生。

很多人批评家族经营，很多人喜欢企业文化并高谈阔论，我总不以为然。我想问问家族经营为什们会让你们那么不舒服，而让你们高兴的企业文化又是什么?

我见过很多国内外的企业，有数百年的家族企业，有一代创业就世界著名的企业，也有国有企业。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客户、股东和职员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如果从这三者的综合评价，从他们的长期评价来看，很抱歉，还是家族经营的企业占上风。

家族企业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家族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整体的问题，我们的家族还没有足够开阔的眼界，他们还不知道真正要把企业办好，作为家族企业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先进国家里有很多既有社会性又有生命力的家族企业，如果我们的评论家看到他们的经营，就不会简单粗暴地从是不是家族企业来评价一个公司了。丰田汽车算是家族企业，沃尔玛也算家族企业，它们的透明度和公共性，并不比国有企业少。

“企业家”决定商业经济

有一家美国著名的商业学院，在开课时讲师经常向学生提出下面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是让美国强大的第一因素?”有人回答是民主，老师会提醒他民主国家还有菲律宾和印度;有人回答是科学研究，老师会告诉他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有人回答是广阔的国土和资源，老师会告诉他俄罗斯比美国更辽阔;还有的学生回答移民、教育甚至是地理环境，但是都得不到老师的赞同。

其实老师的回答每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的企业家数量和质量。”老师想告诉学生，拥有世界最多最优秀的企业家，才是美国强大的最重要因素。尽管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但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不免产生了共鸣。

一个社会和国家是否充满活力，其决定因素在于企业是否有活力。而企业活力的源泉不是别的，就是企业家本身。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家充满活力，那这个国家一定充满活力。

如果有一天企业家在中国不吃香，赚不到大钱，或者受到社会的歧视，那么中国就是进入另一个衰退期了。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优秀的年轻人不再向往企业家和创业，而是憧憬公务员和国企，那么中国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人决定企业，人决定社会。

当我们叹息社会不公时，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有权利有义务有能力去改变它们，让你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你放弃了改变环境的能力，而只是去跟大流，去抢别人在抢的东西时，你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我没有资格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