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钓鱼岛争议激化的直接起因，是东京都募捐购买该岛。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右翼分子，并且具有强烈的蔑视中国的感情。他从来不称我国为中国，而称支那（发音：西那）。因为这是二战期间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支那几乎就是“软弱”的代名词，日语口语表现一个东西软弱时，就说“西那西那”。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他老爹的生日聚会，那是一位已经年过九十的老人了，二战期间正是青年。处于好奇，我问他怎么看现代的日本，他伤心地说：“输给中国太不应该了，不能输给中国啊！”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他儿子也没特别告诉他我是中国人，所以老人就没有忌讳。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已超过日本，所以他觉得日本输给了中国。

经过战争时代的日本人，即使反省战争，也多指反省不应该挑起和美国的战争，而很少意味和中国的战争；即使承认战败，也多是指承认败给美国，而不意味败给中国。可以说这也是大部分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首相必须是美国喜欢的人物，不然他即使当选，也做不了多久，这在日本几乎路人皆知；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要提升日元三倍，日本只能听从，这是后来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原因之一；美国军人在日本街上犯罪，日本警察只能干着急，没有权利逮捕犯人。

日本的心理和鲁迅描写的假洋鬼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美国的自卑，需要从对中国的优越感里找到平衡，如果它失去相对于中国的优越，它会有末日之感。

日本政客“瞅中国政府的脚后跟”

战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促使美国扶持日本，日本也趁机发愤图强，从战败国的废墟上迅速复兴。而“战胜国”的中国不是内战便是文革，不但没有缩短和日本的差距，反而拉开了和他们的距离。这更加深了日本人不是败给中国，也不可能败给中国的潜意识。

现在，当中国在GDP等方面超过日本时，他们就显得焦虑不安，甚至是神经过敏。按理说，对一个10倍于自己人口，20倍于自己领土的国家持这种较劲和嫉妒的心理，是不合理的，也不必要。但日本人不能简单地转向，冷静地接受现实。这种集体焦躁、集体狂热的心理，是过去日本走向战争的要素，也是今后埋在中日关系里的地雷。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在的日本就看成是以前的日本。就像我们中国和过去不同一样，日本毕竟经过了60多年的反省和进化，又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一个小岛而引发全面的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引起战后中日关系最大倒退的可能性却与日俱增，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更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按理说，能够扭转这种局面的只有政治家，而现在的日本的主流政治家几乎都是鹰派，并且清一色的崇美派。这看起来是偶然，实际上这个结果来源于前述的日本社会，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无论怎样改选，今后很难改变这个大局。

更可怕的是，日本政坛那些主要政治家，都对英美研究很深，并且有留学或生活经验，而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那些中国知识，都是从日本媒介那里得到的，而媒介都愿意让听众听到他们愿意听的东西，越是言论自由，这种倾向越是强烈。

小泉之后的安倍首相是一个真正的鹰派。他爷爷本是侵略我国东北的主谋之一，因为战后为美国人带路有功，竟然战后又当上了首相。但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很讲礼貌和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在当选首相之前就和我有交往，他和他夫人还专门请过我们夫妇吃饭。我劝他不要把中日关系推到危险地步时，他表示“我们会掌握分寸的。”

我还有个挚友，是几年前的日本政坛的主要政治家，叫中川昭一。他曾经担任过经济产业大臣、农林水产大臣、金融大臣等要职，被人们认为是最接近总理大臣宝座的政治家之一，我和他还和写过一本书，叫《日本怎么了》 ，可惜他2年前早逝。中川就和我说过，中国政治家真可怜，他们控制不了中国的舆论，我和安倍（前首相）能轻松地控制日本的舆论。

中川所说的“舆论”，并不是指媒体，而是指老百姓的“感情和想法”，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日本主要媒体都是跟着主流政客跑的，他们没有什么理念，都是些墙头草。而通过选举产生的日本政客，比谁都清楚选民们的心理，所以政客们能更有效地利用媒体一起诱导选民，从而产生非强迫性的“舆论”和“共识”。

日本政客最清楚控制媒体不是目的，控制“感情和意见”最重要，他们认为日本这方面比中国走得早，是强项。因此，包括上次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媒体和日本主流政治家都认为，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对日本强硬，如果中国政府纵容老百姓的反日情绪，那么早晚会发展为反政府行为，引火烧身。他们还认为所有的反日游行，都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操纵，并非真实民情反映。

“和北朝鲜差不多”---日本人的中国印象

上次在钓鱼岛附近逮捕中国渔民事件发生后，有家和我合作很久的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来电话采访我，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他张口就问：“听说有人到北京日本大使馆示威抗议，这肯定是中国政府唆使的。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害怕中国市民？”

“你想说什么就在电视上自己说好了，为什么要问我的意见呢？你实在要问的话，你先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不报道涩谷的反中游行呢！？”我也不知火从何起，就骂了他一阵，告诉他以后不许来采访我。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到北京日本大使馆示威抗议，但当时日本涩谷有上万人游行反对中国（反中），这家日本电视台硬是不报道，他哪里有资格问我这个？

日本政治精英，甚至包括很多经济和文化精英，都有一个误区，他们至今认为中国和北朝鲜差不了太多，媒体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自愿的“舆论”和“共识”。中国政府不敢放开舆论，一旦放开，中国就会混乱，回到战前的军阀割据状态，而这正是过去日本打败中国的条件，也是今后日本不输给中国的条件。

所以，目前日本对中国的强硬，不但有过去的纠结，更有现在的误会。

开头我提到过东京都购买钓鱼岛一事。仔细想想，受过军国主义教育的老人改变不了蔑视中国的心情，说来也不算奇怪。但是钓鱼岛问题能够激化到目前的程度，需要有一大批日本精英在行动。

东京都副知事猪濑就是一例。他本来不是右派，甚至可以说偏左。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著述文笔犀利，直逼本质，我很喜欢他的文风，不是朋友，也算旧交。他经常出现在各个电视台上做各种评论，Twitter也有很多粉丝，很能影响日本社会。

石原公布募捐购买钩鱼岛后，猪濑就利用其作家和评论员的影响力，号召捐款。当有人在Twitter上问他会不会过度刺激中国，给日本带来不利时，他这样回答：“中国现在因薄熙来问题内部混乱，难以治理，相信没有余力对付我们”

我看了他的解释感到好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事实，他们可以解释很多“事实”，让日本老百姓放心地跟他们走。这就是日本精英们诱导日本百姓两个基础，“焦躁”和“误解”。前者来源于恐惧，后者来源于无知。

怎样对应日本

知道了日本的心理，对应方针也就显而易见。

中国必须和美国达成共识。告诉美国我国没有侵害美国利益的任何意图，也没有侵害日本的意图。在钓鱼岛问题上，不会手软，也不会无限扩大。

中国必须让日本国民知道中国的民意。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政府操作，对抗下去会着实地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调整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和“共识”是必经之路，有利于日本。

而我国也应该跳出过去输给日本的阴影，打破感情的枷锁。日本书店里到处都是有关中国的书，从历史到现在，精细得吓人。而我们书店里有几本研究日本的书呢？很多人至今还满口的“小日本”什么的，没有大国风度，我们没有资格说日本人顽固。越大越不能笑别人小，越大越不应该夸自己大。让日本从力量和品德双方面佩服中国，中国才能真正赢得日本的尊敬。

我们必须学习日本的优点，尊重日本的文化。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意志和团结，把解决钓鱼岛争端，看做调整中日关系的历史契机。中国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冷静地，战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