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症结就在‘一岛一社’，解决了这个问题，什么事儿都好办了。”这是9月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日时，有位企业家向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长谷川闲史说的话。作为不习惯当面辩论的日本人，长谷川只能支支吾吾地说“在商言商，不谈政治，咱们还是谈点经济的事儿吧。”

中日关系的困局真的就是钓鱼岛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吗？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真的能恢复友好互惠关系吗？显然不是。 

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主动向周恩来总理询问对钓鱼岛的看法，周总理说“现在不想谈”，这是中日外交记录里都有的事实。如果没有领土争议，日本首相就没有必要在建交时主动询问中国对钓鱼岛的看法，就像他没有必要询问中国对北海道问题的看法一样。

在冷战环境下，为共同应对苏联的压力，搁置钓鱼岛争议是中日双方的战略需求。在日方实际控制钓鱼岛海域，中方又无实力巡航的当时，这也是可选项里的最优选择。所谓搁置争议，只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默契和互让，争议“搁置争议”本身就是逻辑矛盾。

我这里有一篇《读卖新闻》1979年5月31日的社论，题目是《不要把尖阁问题变成纠纷的种子》。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一些欲加强钓鱼岛实际控制的动向进行了抗议，这篇社论为此写道：“一面主张领土主权，一面承认现实争议，以等待将来解决问题。这虽然没有成为共同声明和条约上的文字，却是中日两国政府间不争的承诺。”查看一下当时其他日本主流媒体的评论，论调也都大同小异。当时的外务大臣园田直也在国会上答辩说：“中国的沉默是友情，我们必须避免过激的、宣传性的行动。”

当时也不是没有靖国神社问题。1985年我到日本留学时，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在战败纪念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在此之前他曾经参拜过9次，后来在中国的抗议下停止了参拜。在他之前也有日本首相参拜，但这都没有从大局上影响中日关系。 

相反，就是在这个日本又有人登岛调查，又有总理大臣反复参拜靖国神社的环境下，中日关系却得到空前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华提供了大量的优惠贷款，日本企业大力地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山口百惠和高仓健风靡中国。那时，日本民众有将近50%的人喜欢中国，这个比例几乎和美国不相上下。实际上，直到去年，日本仍是中国投资最积极的外资来源。

2008年12月，中国海监船首次进入钓鱼岛12海里以内海域执法，最近时离钓鱼岛只有1海里。当时全球都笼罩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中，而中国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救星，中国经济总量正要赶超日本，日本政府尽管处于各种考虑淡化了这件事情，但他们受到的心理冲击却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前后，中国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也开始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这也让日本鹰派政客觉得中国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可怕。我认识一个日本鹰派政治家，他曾做过三次内阁大臣，也是安倍的铁杆盟友，他就曾对我说：“中国的原子弹就是为了对付我们日本的。”我听了很惊讶，觉得他的理解太玄乎了，但我无论怎么解释他也不信。在外务省供职的一个朋友也和我说：“现在日本不敢妥协，怕中国得寸进尺。”

现在据说有80％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可是我在日本很难碰到真的讨厌中国的日本人，我想到日本旅游回来的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感受。不过你仔细和日本人交谈，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里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恐惧”。因为选项里没有“恐惧”，他们只能选择 “不喜欢”。 

每一届日本总理大臣，都愿意在施政演说中自豪地强调“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2010年以后就再也不能这么说了。尽管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强调经济总量没有太多意义，但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却非常重要。在国力上，中国和日本擦肩而过时，双方的感觉是相反的，我们很可能因为自己的强大而疏忽了对方的感受，就像明治时期日本对待中国那样。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认为目前中日关系的困难都是日方造成的，但是我们却忽视了我们的强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变化给日本带来的冲击和感受。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在恐惧，失去了对我们的信任；在他们想象不到的地方，我们也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其结果是 “战略互疑”代替了战略互惠，把两国关系领进了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危险水域。

那位参拜了靖国神社的中曾根前首相，今年在《产经新闻》上批评安倍的所谓“包围中国”的论调，他建议安倍必须搞好中日关系。那位参拜了靖国神社的小泉前首相，今天还在强烈批评安倍的核能政策。当人们问小泉为什么和过去想法相反时，他说“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是的，中国可以变化，日本也可以变化，安倍也可以变化。但是中国更应该洞察由自己的变化而引发的变化，主动抑制负面，朝着和平和互惠方向积极引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