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在动物园里看到狼，但却几乎没有机会目睹野生的狼。但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从各种视频里看到野生狼的节目，你会发现那些野生狼和动物园里的狼几乎是两种绝然不同的动物。

动物园里有一流的营养师，狼是绝对不会饿肚子的。可动物园里的狼动作迟缓，毛色暗淡，怎么看也不是强壮的样子。而自然界的野狼却毛色润泽，体型剽悍，动作机敏有力。造成它们生命力如此不同的原因在哪里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不同的根本在于野性，而野性的本质在于饥饿。

一群野狼实际上是一群随时都有可能被饿死的狼，它们的食物是能飞奔如箭的走兽，狼不能确定今天的食物在哪里，更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把它们吃到嘴里。饥饿就是在这种不确定性里发生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危机，为了面对被饿死的危机，狼群要挖掘自身的本能和潜能，使生命发出最大的光辉，这就是野狼之所以强壮的原因。

饥饿就是动力

有人说梦想是企业的动力，也有人说目标和理想是企业的动力，更有人说利益是企业的动力。我相信这些说法都没错，但却只反映了企业动力的一个侧面。当梦想碰到墙壁时，有人就会从梦中醒来；当目标和理想过于遥远时，人们就会嘴上应付而心里放弃；当付出的艰辛太多时，人们就会觉得利益不抵付出。

但是，如果一群人觉得不前进就会失去像生命和幸福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时，这群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勇往向前，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诱惑而是危机。危机比诱惑更有驱动力。

做过股票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体会，当你赚到1万块钱时，你会很高兴，但当你损失1万块钱时，你的震惊和懊丧要远远比赚钱的高兴来得更强烈。同样是一万块钱，你因获得它而高兴的强度只是因失去它而震惊的数分之一而已。狼群多吃一只羊不重要，但是失去应该吃的羊却意味着有被饿死的风险，而且，狼群越是饥饿，这种不能失去机会的欲望就会越强烈，发挥所有潜能的基因就会被激发，狼群的合作精神和捕获能力就会越强。

当一个国家处于危机状态时，一个民族往往会发挥出巨大的潜能，这就是中华民族反复从危机中站起的根本原因。当我们没落一段时间时，我们就面临危机，面临民族存亡的危险，而拯救中华民族的方法，就是让这个民族每一个成员都知道这个危机是多么现实，多么迫在眉睫。中国的国歌今天也没有改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歌词，我觉得其意味深远。

作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确实我们不至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人可能觉得歌词有些过时。但是，国歌必须能激发人们的内心动力，必须体现这个国家立国精神。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歌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动力，那就是我们差点亡国灭种的那段记忆，那段饥饿而又危险的记忆，能激发我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

如何用危机制造组织的动力？

当一个组织失去动力而颓废不前时，我们往往听到对它的批评是“没有饥饿感”。在日本，很多老年人指责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动力的原因是“没有挨过饿”。

我对此却不以为然，我常对那些老年人说，那么你希望他们再去参加一次战争，再被打败一次，再承受一次饥饿，以此来换取他们的动力吗？再说，你们如果实在希望他们经历饥饿，那也很简单，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后代送到北朝鲜或埃塞俄比亚就是了，你们为什么不做呢？说到这里，他们只能哈哈大笑，说不出下文。

我的解释，饥饿的本质是对危机的恐惧。饥饿只是带来危机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却不是危机本身。能够忍饥挨饿的人多着呢，当我们发现周围的人都在挨饿时，我们就会加大对饥饿的忍受能力。文革的穷平等，就是利用了这个心理。

危机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主动感受的危机，这是那些领导人的危机，他们有自己的危机感，对别人来说即使是已经很值得满足的状况，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却很可能是危机。危机感来自领导人的性格、品质和成长环境的内在的东西，有的甚至是天生的，其他人无法改变。让一个没有内在危机感的领导人去发现危机，这几乎是让一头牛变成马，根本不可能。

真正的领导人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危机感，他总有被饿死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他自己加给自己的。一个领导人有了危机感，那么他就会想办法把自己的危机感变成组织成员的危机感。一旦组织成员也有了危机感，那么这个组织将是无敌的。

那么如何才能把领导人的危机感转化为组织成员的危机感呢？

我看见过很多企业家在职员大会上大讲特讲危机感，“如果不怎样怎样，我们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危险”之类的话听多了，职员早已不以为然。再说，企业淘汰又不是一两年的事儿，我能拿到工资和奖金才是最重要的。很多职员这样想。

与其每天大喊“狼来了”，不如给职员设计现实的危机，即使公司没有危机，职员也能感受到危机，这才是推动组织的动力。

这个危机就是对结果负责。结果不好必须明确责任，结果好了，你可以得到事先约定的回报。而这个回报，可以是金钱或职位，也可以是名誉和假期，其目的是让职员感到失去结果的痛苦。如果一个职员说他失去结果也不痛苦，那你最好不要把他放在重要职位上。就像一个炒股的人，如果他没有对损失的恐惧心，他最好不要炒股。

嫉妒就是动力

除了饥饿，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就嫉妒。嫉妒也可以说是一种饥饿吧。嫉妒和羡慕起因大致类似，但是要说动力，那嫉妒比羡慕大得多。因为羡慕是要得到的欲望，嫉妒则是怕失去的恐惧。

什么是嫉妒呢，嫉妒必须有三个条件，一个是你嫉妒的那个人必须比你成功，另一个是那个人比你成功的不是很多，你对他不是望尘莫及。第三个条件是，那个人必须离你很近，他最好是你同事、朋友或同学什么的。

你为什么不嫉妒马云？因为你觉得你不可能和他攀比，你和他早已不是一个世界了。你为什么不嫉妒成功的犹太人？那是因为你和他离得很远。你可以羡慕马云，可以羡慕犹太人，却不会去嫉妒他们。

我们人类只会嫉妒比自己稍好却又很近的那些人。因为只有那些人才有可能从我们手中拿走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份资源或利益。在组织内部制造嫉妒，也是一个不坏的主意，因为嫉妒也是一种恐惧。小三儿嫉妒，是因为有丈夫被夺走的恐惧；职员嫉妒，是因为职位和奖金有被分走的恐惧。

那么嫉妒如何制造呢？做领导的总不能号召大家嫉妒吧。其实这个也很简单，你毫不犹豫地让可以成功的人成功，给予奖励和荣誉就是了。千万不要去照顾那些不上进却又要求平等的人，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懒惰而已，他们是抱着金碗挨饿的人。一个领导照顾了他们的感情，他们永远不会满足，而且会把挨饿的原因都推到领导身上。

文革的时代，有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的口号。这完全是一个有局限的过时了的方法，是一个平等社会里不得已的激励方法。在一个价值观多样化了的社会里，马云是羡慕的对象，但他却没有那么多光环，却不是所有人的榜样。要激励员工，如其给职员树立榜样，还不如让职员感到“饥饿”，所谓的饥饿就是我不能输给我旁边的人的那种嫉妒心，也就是不能失去的恐惧心。

让差不多的人取得差很多的报酬，这看起来不公平，却是制造饥饿感的良方。因为嫉妒就是对身边差不多的人的差很多的结果而发生的。只要你的评价方式是透明和公正的，嫉妒只能激发组织内部的动力，而不至于造成组织的崩溃。就看领导人有没有实施魄力和能力了。

差异就是动力

为什么天要刮风，那是因为地球表面有高气压和低气压，气压之差引起空气流动，形成了风。为什么电灯明亮，那是因为有高电位和低电位，电位之差产生使电流，烧亮灯丝。为什么河流奔腾，那是因为地势有高处和低处，高度之差驱使水流前进。

人为什么要努力，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有差，差就是人的动力源泉。有的时候差是金钱之差，有的时候差是地位之差，有的时候差是人格之差，不管怎样，不知道差的存在，人就不会有改变的动力。这就能和完美地解释为什么文革的大锅饭会饿死很多人的现象，绝对平均主义就是人类动力的完美坟墓，在一个绝对平等社会里，人快饿死了也获得不了改变现状的动力。

而那种承认甚至制造差别的机制，反而不断地激发人类的饥饿本能，使那些根本不饿的人产生饥饿感，使得一个组织走向繁荣和发展，尽管有很多成员在嫉妒和不平，但是他们都不是绝对贫穷，更不是绝对饥饿。

在内部承认和制造职员和职员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制造饥饿感的战术，向外面敞开窗口又是另一种制造饥饿感的方法。

世界上的很多优秀企业家都有着广阔的视野和经历，他们很明确地掌握着世界各国的差异。而这种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一种更大的动力，能带来更大的机会。这就是马云，是孙正义，是比尔盖茨的成功之道。马云如果不会英语，不去日本找到合作伙伴，不到美国上市，他不可能是今天的马云。孙正义在大学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把美国的翻译机介绍给日本的夏普，用美日将之间的技术之差赚了第一桶金。至今他的生意的本质还是在利用美日，中日之间的差。世界存在很多差，有市场之差，有技术之差，有政策只差，有文化之差。

而孙正义本身的无休无止的能量，也来自于存在于他本身和周围日本人之间的“差”。他虽然出生日本，但他是韩国人，成人后才加入日本国籍。日本社会里绵绵不断的对在日韩国人的歧视，给了他永远的差，也给了他永远的动力。

当然，同样是差，孙正义可以从那里得到动力，很多人却可能被差压垮。只有当一个组织或社会能够主动和积极地利用差，这个组织就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请记住，差的表现形式就是不够，当你有饥饿感时，你实际上在心里说：“我没饱，还差点”。